徐景洲:老兵與公仆—父親徐啟富在邳州工作的日子

動筆寫父親的時候,才發現對他的了解太少。父親生前極少談論自己,他的完整生平簡歷,是從組織部門在他去世時撰寫的悼詞中得知的。他們那一代人,都是那樣謙虛、純樸,在他們看來,無數戰友犧牲了生命,他們所做的一切,都不值得一提,都是應當的,都很普通。記得我曾根據父親的講述,寫過一篇抗日故事,父親看到,在那篇文章上批了很多字,給我女兒看,女兒回家來說:“爺爺很生氣,要找你說清楚,不要把大家的功勞說成他一個人的?!畢諾夢壹柑觳桓胰ゼ?。但最終,他沒找我算賬,而我此后再寫與他有關的文章,也不敢向他炫耀了。又想到他在九十歲高齡去世時我給他寫的挽聯:“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赴湯蹈火革命老戰士,農業工作科技工作鞠躬盡瘁人民好公樸?!痹諼銥蠢?,父親就是一位永遠的老兵,一位好公仆,這樣樸實無華的“蓋棺定論”,他應該是認可的。

父親的生平簡歷是這樣的:1923年2月8日出生在山東省郯城縣房莊鄉徐蒲坦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,三歲失去母親,上過幾天私塾,十來歲就跟人去拉鹽賣。1944年8月參加抗日民兵組織,1945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,成為徐蒲坦村第一個黨支部書記,先后又任八鄉聯防隊指導員,郯城六區民兵大隊指導員。1947年8月任魯中南軍區濱海軍分區郯城獨立團二營部干事、書記,1948年任魯中南十六團第三營分部書記,1949年先后任濱海軍分區海防二團政治處書記、華東警備三旅第九團機關支部書記、九九師二九五團二營機炮連副指導員,1952年1月任滕縣軍分區政治部組織科紀檢干事,1952年12月任徐州人民武裝部政工助理,1953年在邳縣兵役局短暫工作后,又調到徐州軍分區干部科任職。1955年4月任邳縣人民武裝部政工助理,1958年4月起先后任邳縣議堂公社黨委組織委員、黨委副書記,1960年4月任邳縣張樓電灌站站長,1966年2月任邳縣李圩農機站書記,1971年1月任邳縣病蟲測報站站長,1974年12月任邳縣堤防管理站站長,1978年8月任邳縣植保站站長。1983年4月離休,享受縣處級待遇,2009年享受副司局級醫療。

一個人,九十年,從那動蕩的年代一步步走來,真是不容易。我已經無法知道父親小時如何失母受苦,也無從知道父親在戰爭年代如何出生入死,只有解放后的工作經歷,母親常常提起,叔叔阿姨們會偶爾講述,我從小到大,也有所見聞,而有關部門又要編一部在邳州工作的山東籍老干部回憶錄,那我就寫寫這個時期我所知道的父親吧!

父親與邳州最早結緣,是在淮海戰役中。他所在部隊從山東趕來參戰,駐扎在運河鐵路大橋東頭的索家村的一位老農家里。爭奪鐵路橋的戰斗十分慘烈,父親的戰友也多有犧牲。那位老農看著二十歲出頭的父親性格老實、長相和善,見人不笑不說話,特別喜歡,暗地里買來馬肉給他吃,天天擔心他犧牲在戰場上。后來部隊打了勝仗一路南下,杳無音訊。解放后,父親從徐州軍分區調來邳州武裝部工作,母親在三聯莊當主任,他去看望,竟然又見到那位老農。老人家抱著父親大哭,說以為父親犧牲了呢!這是濃得化不開的軍民魚水深情,也是父親的邳州緣。想來這段經歷,父親應是刻骨銘心。解放后他在邳州生活工作了整整六十年,并且長眠在了這塊大地上,對于他來說,邳州,就是他的第二故鄉。

當然,父親真正與邳州結緣,并且一生植根邳州,應該緣自母親。母親1953年在良壁鄉任鄉長,1954年初父親從徐州來邳縣檢查兵役工作,區武裝部長了解到父親是單身大齡青年,擇偶標準一是黨員,二是干部,三是貧農,就把完全符合條件的母親介紹給了他。父親儀表堂堂帥軍官,母親俊秀干練女干部。兩人一見鐘情。年中父親來邳州帶兵,與母親又見一次面,年底母親就拿著組織介紹信在邳縣運河鎮領取結婚證,去徐州軍分區與父親完婚。為照顧夫妻兩地分居,父親于第二年4月調來邳州武裝部。我于1956年10月出生,可能為了紀念他那段在徐州工作的經歷,給我取的名字“徐景洲“中,就含有“徐州“兩字。

父親在邳縣人民武裝部工作時間近五年,那應該是他一生中最輕松最快樂最順心的一段時光。沒有政治運動煩擾,一心做好預備役民兵和征兵工作,足跡遍達每個村鎮。那些年邳縣預備役民兵與征兵工作非常出色,為后來成為全國民兵工作先進縣打下了堅實基礎。父親那時會吹簫拉京胡,給愛唱的參謀伴奏?;ê迷略?,歌舞升平,很溫馨。想來父親穿著佩帶軍銜的軍裝行走在城鄉,很威武很瀟灑。父親一直對部隊感情深厚,他也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兵。他的一個很大心愿,就是能有一個孩子參軍,結果三弟滿足了他的愿望。

1958年父親轉業到了地方,在議堂公社擔任半年黨委組織委員后,被提拔為黨委副書記。那段時間正值大躍進高潮期,夸大產量,瞞報收成,是普遍現象,也是“政治正確”的表現。但父親忠厚老實,有著農民的憨厚、軍人的較真、山東人的倔犟,不會說假話辦虛事。對包掛的生產隊實收實報產量不浮夸,公糧有多少交多少,遇到前來農戶家強征公糧的,父親就出面制止,說人家愿意交就交,不愿意不能強迫。三年困難初期,父親包掛的生產隊,因為隊里存留的糧食多,基本沒有挨餓的。但萬萬沒有想到的是,因為制止強行收公糧,父親挨批,打成右傾分子,降職處分,調到張樓公社擔任電灌站站長,又一次改變命運的軌跡。到了1960年糾正“浮夸風”“共產風”,甄別干部,撤銷了處理父親的錯誤決定,但職務,卻一時不能變動了。從此,行政級別沒變,實職卻由科級單位降到股級單位。其間縣委要提拔他任公社黨委書記,他堅辭不從,唯一要求就是調到縣城工作,好照顧家人與自己的身體。而他那原來鋼板一樣強壯的身體,則在議堂公社工作那段時間埋下許多病根。當時糧食不夠吃,許多人患了浮腫病,父親每天提著沉甸甸的口袋,到各家各戶發大豆,因為大豆可以治浮腫病。別人的浮腫病治好了,父親的浮腫病卻嚴重了,腿腫得油光發亮。父親看著堆放在眼前的豆子卻一粒不吃。這事被李清溪縣長發現,特批一批大豆給公社干部,每人每天四兩當藥吃,終于治好了浮腫病。

從1960年到1966年,父親在張樓電灌站工作了六年,那六年是全縣大力推行旱改水、大種水稻的時期。而張樓公社則是重點推廣示范區,電灌站的工作也就至關重要。雖然離縣城的家并不遠,父親卻極少回家,只是來縣城開會時,順路來家看看。他一心撲在工作上,經常跟著公社的丁如光書記跑遍全公社的每一處旱改水的田塊,研究如何把大運河的水通過電灌站有效地灌到每一塊水稻田里。水是水稻的命脈。為了最大利用水源,有效地分配水源,灌溉季節,電灌站連白加夜抽水灌水,日夜都要有人守候,父親一天只睡幾個小時,操勞在機房里。有電灌站之利的張樓,因而成了全縣水稻種植最成功、出產稻米質量最好的地區。當地農民都夸贊:我們有這么好的大米吃,一不能忘了丁書記,二不能忘了徐站長。

文革開始前的1966年2月,父親被調到李圩農機站任書記。當時正值大力推廣農業機械化,全縣南北只有兩個大型農機站,各負責邳北邳南幾個公社的土地耕作,一個站的職工就有五六十人,當時也算是個大單位了。對于父親來說,也算是提拔重用。父親到哪兒都沒有架子,都要到第一線,像普通的勞動者一樣同吃同住同勞動。拖拉機下鄉去耕地,父親就跟著去掌犁,他坐在拖拉機后面的鐵犁上,掌握著犁溝的深淺。那可是個又苦又危險的活。夏日炎炎,冬風凜冽,長時間忍受酷暑嚴寒的折磨。而夜晚耕地,沒有燈火,顛簸搖擺,稍不小心,就有可能栽下犁來。第二年文革風暴更猛,領導干部都要批斗,站里幾個領導,唯有父親無人揪斗,因為他原則性強,從不多吃多占,作風正派,與職工打成一片,吃苦總是在前,實在批不出批斗的理由。不過后來,發生了兩件事,讓堅持原則的父親吃了不少苦頭。一是造反派將舊輪胎賣了,買了幾十雙皮靴,想發給每個職工,可是父親就是不簽字,他認為這是公有財產,不能私分,即使因此開會批斗他不關心群眾生活,也堅決不從。二是因為有兩個職工把拖拉機開到家里保養,又用拖拉機拉自家伐的樹,被造反派揪來批斗,說他們既偷拖拉機又偷樹,要報公安局批捕。父親了解情況后,堅決不簽字。這下禍惹大了,以包庇壞分子為名,弄到縣黨校參加學習班好幾個月,后來縣軍代表常團長了解情況后,說徐站長堅持原則,是個好干部,這才從學習班解放出來。

文革后期的1971年,干部落實政策,工作走上正軌,那時父親因為常年奔波勞累,胃病嚴重,吃了就吐,盲腸炎拖了半年,再不治就有生命危險了,才住院開刀。縣里以照顧父親身體為名,將他調進縣城任邳縣病蟲測報站站長,一干就是三年。這是專業技術性很強的單位,人員大都是大學畢業的科技人員,父親不以老干部自居,尊重知識,尊重人才,不恥下問,虛心問學,買了大量農村科技書籍來看,很快就由外行變內行,與科技人員打成一片,關心科技人員生活工作,激發了大家的積極性,取得了很多成績,為文革后農業科技的恢復做出了貢獻,得到上級好評。

1974年12月,又被調到邳縣堤防管理所任站長,重又忙碌勞累起來。堤防所的業務全都在鄉下,他極少呆在縣城,整天騎著自行車,帶著蓑衣、行李,跑遍全縣全部的大小河堤。他走到哪,就住哪吃哪,經常在河堤上的看大堤小屋里過夜,真是沐風櫛雨,艱苦備至。不長時間,養好的胃病又犯了,常常疼得冒急汗,飯都吃不下。這時他的自行車上,又多了個藥罐子和中藥。又因為長時間騎自行車下鄉,一天能騎幾百里路,患上痔瘡,疼痛流血,十分痛苦,光是動手術,就達三次之多。但父親還是堅持一個人整天騎著自行車,尋訪在全縣的大小河堤上。這期間,下屬堤防所有人給縣堤防所每人買了一件雨衣用于鄉下出差,別人都拿了,父親卻堅執不要。后來那人把雨衣送到家里,父親陪他吃了午飯后,還是讓他把雨衣帶了回去。

又是因為身體的原因,父親在1978年,重又調回縣病蟲測報站任站長,這時,已經改名為邳州植保站,業務范圍更大了。父親在這個職位上,一直工作到1983年4月離休。這期間,父親為適應新工作新要求,學習更加勤奮,買了許多專業書,做了大量讀書筆記,講起農業科技也能頭頭是道,植保工作在他的領導下,成績斐然,為農業生產做出了很大貢獻。父親在植保站工作時,我經常去他單位玩,父親就讓我給他們刻印簡報的蠟紙,幫助印病蟲簡報。叔叔們也經常去我家,父親會留他們吃飯,但他們拿來的東西,一律不收。那時我們家六口人住在三四十平米的自建房中,實在太擁擠了,但父親從不開口要公房。叔叔們多次向局領導反映情況,最終局領導決定分給父親一套六十平米公房,父親當即把老房子很便宜賣掉,說一個人不能有兩套房。后來平房蓋樓,因為某種原因,始終沒有辦房產證,父親真可以說是兩袖清風而來,不帶半根草去了。

說到父親堅持原則的“迂”是出了名的。他這一生信奉一個信條,就是不能拿公家一分錢好處,到哪兒都如此。記得我小時曾掃貨場的炭賣了五分錢,被他發現,硬讓我交給了看貨場的人。他很多次到公社檢查工作,人家擺好了酒席,他就是不參加,自己去食堂打飯吃。有一次被硬拉上桌,他卻把自己的酒杯倒卡過來,聲言一滴酒不會喝。同桌有個領導大發脾氣,幾乎要吵起來,但父親還是滴酒不沾。其實父親還是喜歡喝酒的,出差回到家,我就得跑到街上去打散酒給他喝。他在公社蹲點時,常常晚上一個人躲在蚊賬里偷偷喝上幾口。我下放時,曾在趙墩公社彭湖大隊參加農業學大寨工作隊,父親是邳西那一片幾個公社工作隊的負責人,好幾次他來我們大隊檢查工作,竟然沒跟我說一句話。想來是怕工作隊領導因此會特殊照顧我。

父親愛學習也是出了名的。他因為讀過幾天私墊,在部隊一從事與政工和文秘有關的工作。轉業到地方后,學習更加刻苦,我小時,就見他有一個大大的木箱子,里面放滿了書,有四大名著,有領袖著作,有歷史書,政治書。后來,還買來寫作書、語法修辭書學習,我考大學時,就拿他買的語法書復習過。他邊學還邊記筆記,我至今收藏幾本他看過的書,空白處密密麻麻都寫滿了他的心得。他到了晚年,還口述過自己的回憶錄呢!我想,寫作也應該是他的夢想吧?而我從小愛讀書,也多多少少是受他的影響。

離休后的父親,依然關心國家大事,堅持讀書看報,時刻拿共產黨員和革命干部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,堅守了一位革命老兵和人民公仆本色,向黨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滿意的人生答卷。

 

2017年6月18日一稿

2017年6月22日二稿


2017/7/8 1:28:00

徐景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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